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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授机宜,胡耀邦是怎样手把手帮助胡启立通过毛主席“面试”的?
领导干部网 日期:2018/10/6 20:28:58 来源:艺术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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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中央“三胡”的提法,最早是在“文革”初期叫开的。“三胡”指的是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常务书记胡克实、候补书记胡启立。“文革”开始后,在青年学生中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受极“左”思潮的影响,红卫兵们宣称共青团是“修正主义”的青年组织。在江青、康生等人的煽动下,他们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团中央。当时,北京海淀区一个中学的红卫兵首先在团中央机关大院贴出了“打倒三胡”的大标语。后来“三胡”的提法广为流传。

先后相聚团中央

  “三胡”可以说是代表着建国前三个不同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团中央领导人。胡耀邦是中央苏区时期著名的“红小鬼”,1929年底14岁投身土地革命;胡克实是抗战爆发前后投身革命的三八式干部,1937年9月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胡启立则是1948年4月在北京大学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19岁的他积极投身北平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历史的洪流和机遇将他们先后推到团中央的领导岗位。

       在“三胡”中,胡耀邦与胡克实到团中央担负领导工作要早一点。1952年夏秋之际,胡耀邦与胡克实先后调到团中央工作。胡耀邦从中共川北区委书记兼川北行政公署主任、川北军区政委的岗位上调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接替冯文彬主持团中央工作。胡克实从团中南工委调到团中央书记处担任候补书记。

       从1952年起,胡耀邦长期主持团中央工作。他带领全团积极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开创了建国后青年工作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这一时期,胡克实可以说是胡耀邦的最主要助手之一。自1952年到1966年“文革”爆发前,一直在团中央书记处担任领导职务的,只有他们俩人。胡克实和胡耀邦是两个性格与工作作风有很大不同的人,胡耀邦想大事多,思想活跃奔放,有激情;而胡克实稳重、细致、平实。两种不同性格的人,互补着配合很好。有时他们谈论事情,无所顾忌,甚至为一些事情因意见不同争得脸红脖子粗,但批评、争论以后心里并无疙瘩,事后又在一起谈笑风生。

        从1955年起,很长一个时期,胡克实与胡耀邦一起住在东城区灯市口西街富强胡同六号。那是一个三进的四合院,前院住着胡耀邦的子女及身边的工作人员,中院是胡耀邦的住室及办公地点,后院住着胡克实一家。边上有个小门可通,他们来往十分密切。胡耀邦热情好客,尤其是50年代中后期到60年代初的日子里,每逢周末以及中央召开会议期间,在富强胡同六号的住处经常是高朋满座,不少在中央和地方工作的老战友来看望他。胡耀邦也不时安排胡克实作陪,并介绍他与一些老战友相识。


◆1972年春,胡耀邦和胡克实在富强胡同六号。

         1962年11月,胡耀邦带职下放到湖南,担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其间,胡克实和胡耀邦仍保持密切的联系。胡克实经常把留在北京的胡耀邦的秘书高勇叫到自己家,把听到的中央精神和看过的重要文件仔细讲给高勇听。高勇认真记下来后,晚上用保密电话传给胡耀邦在湘潭的秘书李彦,再由李彦传达给胡耀邦,以使远在湖南的胡耀邦能及时了解到中央的精神。

        1964年11月,胡耀邦调任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在此之前,胡耀邦曾向毛泽东推荐胡克实接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但未获毛泽东首肯。当时,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代表中央向胡耀邦交代工作时谈到,今后他在地方和团中央的工作比例应是二八开,即用80%的精力放在陕西,留20%的时间了解并参与团中央带有方针政策性的工作。团中央日常工作则由常务书记胡克实主持,遇到重大问题向胡耀邦请示。

       胡启立到团中央工作的时间要晚一些,和胡耀邦相识也晚一些。1955年8月,全国学联十六大召开,当时胡耀邦是团中央主要负责人,而胡启立作为北京大学团委书记,是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一个26岁的青年。在那次会议上,胡启立被选为全国学联主席。之后,他和胡耀邦才逐渐熟悉起来。

       全国学联大会结束后,胡启立被通知毛泽东主席要接见全国学联负责人。听到这个消息,他既激动又紧张,不知见到毛主席说什么好。也许是体谅到胡启立当时的心情,胡耀邦找来了他。胡耀邦启发说,毛主席可能会问你们讨论了什么问题,同学们有些什么意见和要求。胡启立说,那问题就多了,不知道该反映哪一条好。胡耀邦认真地听取了胡启立的叙述,耐心地帮他归纳出几个问题:要加强形势的学习和教育,要增强社会实践,要有应对困难的思想准备等。

        到了毛泽东那里,胡启立按照胡耀邦帮助思考归纳的几个问题,一一作了汇报。毛泽东听了后很高兴,他结合青年对困难思想准备不足,遇到困难会悲观失望的问题,还专门讲了一大段青年人应该如何对待困难的话。可以说,胡耀邦手把手地帮助胡启立通过了这场考试。之后不久,胡启立进入团中央联络部工作。其间,他还曾担任驻捷克布拉格国际学联书记处书记、副主席。

        1964年,为响应中央的号召,团中央系统也积极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在同年7月召开的团中央九届一次会议上,作为全国学联主席的胡启立被选为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以胡启立当时的年龄和资历,走到如此重要的领导岗位,在团中央机关内外,应该说都引起不小的震动。

       就在这时,胡耀邦找到胡启立,进行了一次非常中肯的谈话。他语重心长地说,启立啊,你是被破格提拔的青年干部,这副担子很重,你要勇敢地挑起来。可是,你要懂得,职位的提拔不会对你的知识、品德、修养、本领有任何的改变,这一切都需要你通过刻苦学习、艰苦实践才能得到。职务、荣誉、地位都是身外之物,随时可以改变,但你自己的人格、知识、道德、本领不会自然改变。你当了候补书记,可要谦虚谨慎,努力学习,好自为之啊!

        胡耀邦的这些话,多年以后胡启立还记忆犹新,他曾回忆道:“让我服了一服清凉剂,使我懂得了对待名誉地位的正确态度,进一步确立了作为革命者的荣辱观,使我在走上领导岗位后,保持了清醒头脑,”在胡启立担任全国学联主席以及进入团中央工作之后,胡克实作为书记处书记、常务书记,也关心着他的成长,给了他许多有益的教诲。

患难与共团中央

      1966年六七月份,“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北京就处于十分混乱之中。毛泽东那时不在北京,而是在杭州。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是刘少奇和邓小平。6月初,胡克实列席了刘少奇和邓小平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此次会议本来应该是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列席,因为他生病住院,就由胡克实列席会议。

       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要是讨论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情况。根据会议决定,由团中央负责向北京市八个城区各中学派出了大批工作组。团中央书记处的成员,大都担任了各工作组负责人。没想到,工作组问题竟成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导火线。

        7月18日,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他尖锐地批评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是方向和路线性的错误。为此,全国各地以批判工作组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突破口,把斗争的矛头公然指向刘少奇……

        当时,针对团中央领导层的问题,有人说“三胡等人是糊糊涂涂犯了错误,”但毛泽东不认同这种说法,“三胡不是糊糊涂涂,是清清楚楚。”毛泽东的意思就是团中央和胡耀邦等是自觉地犯了镇压学生运动的方向和路线错误。为此,8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团中央领导层。中央有关负责人奉命宣布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等团中央领导人停职反省时谈到,胡耀邦等人停职反省,是因为他们犯了错误。他们的错误主要是:第一条,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够;第二条,坚定地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不够;第三条,走群众路线不够。随后,胡耀邦等人被关押在团中央机关的“牛棚”反省检查。由于“三胡”等团中央领导人停职反省,根据中央指示,团中央成立了一个临时书记处,主持日常工作。

       团中央改组后,分管团中央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富春找团中央临时书记处和机关文革筹委会负责人谈话,要求他们要把“三胡”等团中央领导人保护好。但是,“四人帮”一伙却大造舆论,说团中央是“全民党”、“修到了家”,掀起了一股“打倒胡耀邦,砸烂团中央”的妖风。此时,外边越来越乱,抄家武斗成风,“三胡”的处境也越来越困难。

         随着团中央书记处被改组,团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也纷纷起来造反,并表示支持红卫兵到团中央造反的行动。每天,团中央机关大院挤满了进京串联的各地红卫兵,要团中央交出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等人让他们批斗。为防止意外,团中央采取了远距离“示众”的办法。胡耀邦等人被关在办公大楼二层的一间房子里,只要红卫兵喊出“揪出胡耀邦”、“揪出走资派”等口号,胡耀邦等几位书记就会被从房间里押出来,站到二楼的一个平台上示众,有时还要跪下低头认罪。8月的太阳,炙烤得平台滚烫,胡耀邦等人常常是汗水混着尘土,异常难忍。


◆文革初期,胡耀邦等人在挨批斗。

      进入10月,在所谓“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下,新一轮的造反狂潮还在扩展。江青、康生等人继续攻击团中央,胡耀邦等人遭到更残酷的揪斗。一段时间里,“三胡”等人每天都要多次被揪出来示众,一群身强力壮的造反派押着他们,将他们强行拖到批斗台上,又是揪头发,又是拳打脚踢,给他们坐“喷气式”,接受惨无人道的批斗,其状令人惨不忍睹。就在这种情况下,胡耀邦等人也宁折不弯,不向恶势力低头。胡耀邦经常鼓励胡启立等年轻同志:要挺得住,要经得起考验。胡克实也非常关心年轻干部,在一次接受批斗时,他悄悄地对身边的胡启立说:“你要挺住啊,要相信党,相信群众,真理和事实总会搞清楚!”

      1968年10月的一天,接中央通知,胡耀邦离开团中央机关的“牛棚”,参加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后又参加了中共九大。九大结束后不久,团中央机关直属单位的全体干部职工进驻位于河南潢川县黄湖农场的“五七干校”。团中央所属各个单位的组织结构实行部队建制,分布在农场各队。

        在“五七干校”,尽管胡耀邦早已年过半百,仍被安排从事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但他总是倾尽全力,做好分配的工作。在紧张的劳动之余,他还充分利用闲暇时间读书和思考问题。同时,作为被审查的“走资派”,胡耀邦还要按照军代表的要求,扛着行李轮流到各连队去参加劳动,接受群众的批判“帮助”。在筹备举办“五七干校”建校一周年展览时,军代表指示要照两张胡耀邦、胡克实这两个“走资派”在干校接受劳动改造的照片。后来人们看到的胡耀邦在稻田埋头插秧的图片、胡克实挑着重担的照片就是这样有幸留下的。

        当时的胡克实尽管患有多种疾病,在干校干活同机关一样一丝不苟,十分勤快。无论是割小麦还是收稻子,样样走在前列,有时还和年轻同志搞竞赛运动。他和胡耀邦一样,既在下放劳动中保持平和的心态,还关心着在“五七干校”里的青年干部成长。胡启立也被编入连队劳动,他到干校后,工作非常积极肯干。胡启立大学学的是机械系,生产队的机械设备出了故障,他都认真修理,时常弄得衣裤上都沾满了油垢。他还多次到附近生产队帮忙,干一些机械维修方面的活,深受生产队干部群众的好评。

分手告别团中央

       在“五七干校”,由于繁重的体力劳动,加之营养状况很差,使得胡耀邦很快就累倒了。1971年2月,胡耀邦得了急性乙型肝炎,病情很重。为此,他向中央请示回北京治病。之后,胡耀邦虽然再次短暂回到干校,但不久又重新被“解放”回到北京。此时,周恩来总理正借九一三事件之机,千方百计地将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从干校等地方接回北京,体检治疗。在胡耀邦被“解放”回京前后,胡克实、胡启立也先后离开黄湖农场,回到北京。

         “三胡”回到北京不久,中央组织部的军代表找他们谈话,说是准备分配给他们新的工作岗位:分配胡耀邦担任甘肃省革委会副主任,分配胡克实担任贵州省铝业联合公司革委会副主任。对胡启立的工作安排,组织也在考虑。

        面对中央组织部的军代表,胡耀邦严肃地说,作为党的干部,分配到哪里都可以,做什么工作都行。但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对我作了那么长时间的审查,在分配工作之前,一定要给我一个正式的结论,而且这个结论应该必须是中央认可的。但是,在如何对待驻团中央的军代表起草的《关于胡耀邦的审查报告》的审查结论上,双方分歧很大。驻团中央的军代表根据所谓的审查报告,将胡耀邦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胡耀邦对这个审查结论意见非常大,据理力争,逐条驳斥,不承认自己属于“三反”分子,也不承认自己是“走资派”。

        由于胡耀邦迟迟不同意在审查结论上签字,因此复出的工作安排被搁置起来。就这样,胡耀邦被长期地“挂”了起来,平日除了参加“学习会”,定期向驻团中央的军代表汇报思想状况之外,其余的大部分时间在位于富强胡同六号的家中埋头读书。为此,胡耀邦曾自嘲自己为“三门”干部,即只逛街,不串门(怕串门连累别人);有人来,不关门(接待求助于他的人);好读书,不入门(保持自己的独立见解)。趁这难得的“赋闲”之机,胡耀邦在家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并思考着现实中的种种问题。

         胡耀邦虽然暂时不能工作,但却积极鼓励过去熟悉的同志尽早出来工作,想办法帮助还没有得到“解放”的老干部尽快获得解放。同住一个大院的胡克实也和胡耀邦一起,积极为他们出谋划策。当时胡启立经组织安排准备去偏僻的大西北宁夏,到基层工作。他来到富强胡同,征询胡耀邦的意见,胡耀邦鼓励他说:“有工作就好,有工作就好。”1972年11月,胡启立前往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担任县委副书记。不过,粉碎“四人帮”后,胡启立一度重返团中央,担任团中央常务书记、全国青联主席,直到1980年才最终告别共青团工作,到天津担任市委书记(当时设第一书记)、市长,那是后话了。对胡克实的工作,中央后来又有考虑,1973年12月,胡克实调任国家地震局党的领导小组组长。从此,他离开了团中央,一直在科技战线的领导岗位上工作。


◆(右起)胡耀邦、邓颖超、胡启立在会议休息室交谈。

          1975年7月,经叶剑英提议,邓小平同意,中央决定由胡耀邦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主持中国科学院的日常工作。当时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院长是郭沫若,他年高体弱,正在病中。此时,已经年届花甲之年,将近十年没有安排工作的胡耀邦,非常珍惜党分配的这次工作,看作是自己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干革命的机会,积极投身到中国科学院的整顿中去。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猝然去世,作为当年在团中央工作的老同事、老部下,胡克实、胡启立都异常悲痛。胡克实曾约集几位老团干商议,准备撰写悼念文章,并系统回顾文革前17年共青团的工作。后由于当时形势的意外发展,此事陷于停顿。同年9月,胡克实撰文《胡耀邦同志对中国少年先锋队的贡献》,以表达对胡耀邦不幸离世的迟到哀思;1999年4月,在胡耀邦去世十周年之际,胡克实撰文《胡耀邦同志和中国共青团》,文中他深情地回忆胡耀邦:“他是我们团中央书记处的好班长。他是良师,是益友……我是永志不忘的。”

       2005年11月,恰逢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已离开全国政协副主席岗位的胡启立撰文回忆胡耀邦。文中胡启立回顾了在团中央工作的不少往事,并动情地谈到:“在我七十多年的人生历程中,如果有人问我,什么人对你的影响最大、最深刻?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耀邦同志!在我一生的许多关键时刻,耀邦同志用他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为我指明了做人、处世的原则和道理,支持和帮助我走过人生坎坷之路。”

        2010年11月,在胡耀邦诞辰九十五周年之际,胡启立撰文《人生·人格·人心——耀邦诞辰95周年感言》,再次表达对胡耀邦的深切怀念。文中最后说道:“我这一生最大的荣幸之一,就是长期在耀邦手下工作。我是受他影响和教导最多,精神上、心灵上沾恩得益也最多的人之一。早先我对这一点感到并不非常强烈,但跟着时光的流逝,人生经历的积淀,这种感触就越加明显,越加深入……”(文/水新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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